大卫:
为什么提“与后殖民说再见”这样一个命题,据我了解可能和萨拉教授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收到这封信时这个框架已经定了。我要向张颂仁和高士明提一个问题,你们当时在看什么书、看什么作品,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们会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
高士明:
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艺术家都提到了,为什么要在中国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从广州、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我们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第一,这涉及到几个层面,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问题,按照官方说法我们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要区分清楚它作为一个政治史上的说辞和作为社会文化的状况,这之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政治史上不存在殖民问题,那么在文化上、思想方式上、语言表达上是不是存在殖民问题呢?最早我们和萨拉在伦敦的时候谈到艺术家都有一个耳语的艺术史,在上海我们问艺术家,你一直较劲的那些艺术家,你一直拿他们当参照标准的艺术家是谁,这些问题一谈清楚我们就能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主义。我相信博伊斯一定在邱志杰的名单里,当然邱志杰算是装备比较齐全的,还有禅宗和孙悟空。
谈到为什么我们策展组对后殖民主义会反感。艺术家说的没错,是出于我对策展领域某一种实践的反感,也出于对艺术创作领域某一种现实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点都不需要忌讳,在我们说否定的单元里其实已经包含这些对象。后殖民问题在策展领域存在着,它的主要恶果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把所谓的论证缩短了,直接到达我们要争论的点上。后殖民曾经是批判性的这些话语,这些问题,性别、种族、阶级这三位一体的问题,在差不多20年以来,它有一个保卫者,它逐渐构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是被保卫起来的,这个保卫者就是政治的正确性。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反感,在策展的层面它形成在国际大展里面,我把这个称作是“虚假的代言者”,在艺术家创作层面,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牌。
大卫:
到底有哪些电影、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在影响着你们的思考?我还是想在基于美学体验的层次来思考,你们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主题的?
高士明:
这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为什么烦,我们到底烦什么东西,到底对哪些东西不满意,这个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我们提出这个主题之后,马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也证明了我们所反感的这个东西仍旧在大行其道,仍旧在继续。今年欧洲做的几个大展,证明了我们“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话语中所表达的那种让人反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