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年展流动论坛：艺术家提问演习, Story 11

　　邱志杰：

　　我很幸运已经提前在杭州的讲座上听到了萨拉教授的观点，他那个模型大概是一种个人自觉的态度，这可以当作他的一个建设性的提议。这些后殖民理论，它提供给我们一堆问题，一堆意向。我在萨拉教授身上已经看到了一些答案，但是高士明和张颂仁想给我们新的意向、新的工具、新的问题，我私下听他们展示过。比如说他们讨论过桃花源的意向不能代替香格里拉的意向，好像现在是时候把这些问题摊出来了，这样艺术家可能会更积极的参与。

　　高士明：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先让艺术家把他们的想法、问题或者评论谈出来。

　　秦思源：

　　可能艺术家并不想提问题，而像杨诘苍所说的，一个展览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个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这种框架是不是更重要的呢?

　　杨诘苍：

　　现在这个船已经很沉重了，这个题目在珠三角地区提出来是非常成熟的，而且牵扯的问题也没完没了。我更喜欢关注小的问题，因为小的问题才是把握大概念的钥匙。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去交流，这样可能会交流出一些东西，如果再这样谈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船会压得更沉。

　　隋建国：

　　其实从70年代开始，中国艺术家就开始说“不”了。那个年代是对意识形态说“不”，是因为那时候意识形态太局限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放了，这种对抗性慢慢走向外部。现在对一方面说“不”的时候，其实又接受了另一方面。大卫刚才提问这个命题是从哪儿来的，哪本书、哪部电影、哪首诗歌等等。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什么思想是凭空而来的，要不然你就只能回到古代寻找资源。所有艺术家和批评家都生活在这些文化的交缠当中，理也理不清，既然话说出来了，要有一个立场，幕拉开了，大家就要表演一下看看。

　　布鲁斯：

　　我刚才听了艺术家的陈述以后有一点很困惑，本来抛出这个命题就已经是完成的形式了，作为策展人在信息选择过程中肯定有一些遗漏，你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可能不是你原来想要的，别人的理解也可能和你们的原意有差别。

　　高士明：

　　汪建伟提出了关于开放性的问题，我们策展团提出的这个开放性应该如何执行，我们怎么样和艺术家一起工作，怎么样在策展层面上和艺术家的创作层面上一起工作。其实无论是谈理论问题也好，谈跟话语告别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给艺术家减负，所以针对这个起点，我们希望后面的工作更加具体，包括杨诘苍所说的去艺术家工作室交流。但是整个策展的手法和程序，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展览之前，通过跟艺术家的交流制定出不同的艺术计划，然后我们再一起打开一些空间，这些空间或许是后殖民话语系统所覆盖不了的又或者是在后殖民的边际之外的，也可能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它的微妙性、复杂性使它远远超出了阶级、性别、种族这么粗糙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