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萨拉·马哈拉吉和张颂仁先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阐述。萨拉·马哈拉吉教授介绍了一开始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反应。张颂仁介绍了开始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线索。
下面我提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如果是在英国或者其他地方，提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切入点，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很长时间。在中国作为一个双重身份的人，像我自己，英国是有殖民史的国家，中国是没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我这几年在中国生活，好像中国对后殖民还没有说“你好”呢，我们已经开始说“Farewell”了。所以萨拉·马哈拉吉教授说英文这个词是“再见”，但是“再见”是“以后还再见”呢还是以后就不见了，这个模糊点是不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你们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不知道谁回答比较好?
萨拉·马哈拉吉：
昨天已经进行了一场学术讲座，但是说到“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来源，其实最大的来源是伦敦大学一个教授费耶·阿本德的著作《与理性说再见》，他对理性的态度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西方很多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但是跟理性的告别或者说再见，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如何给理性这个概念增加一种弹性，这样可以使它能够与更多的现实发生关系，所以是这种意义的告别，而不是在再见之后就再也不见的意思。
我非常高兴听到“再见”在中文里也有还要见到的意思。哪怕我们彻底超越了后殖民的现实，哪怕没有这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现实或者是因素，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话语都是对权威和压迫的关注。这种动态性的倾向，可能在艺术界里面体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还是值得探索的。
凯特：
你刚才谈到了理论和艺术实践、策展实践的关系，我想就这个做一个回应。很有意思的一点你把理论看成是艺术实践的一个平台，而不是框架，也就是这些策展理念或者是艺术家他们的想法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把它当成局限的框框，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把理论扩大成一种开放的交流，实际它对一个中心的权威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使它动摇，这样一点我非常有兴趣。通常为了一个问题就会得到一个答案，有了答案又该怎样呢?就好像你发出邀请之后我们就必须对这个邀请做出一个回应。
萨拉·马哈拉吉：
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提得很有意思，而且对我们的讨论也很有帮助。我很小心的没有使用“平台”这个词，因为第十一届文献展上这个词被使用了太多遍了，所以我更愿意提“框架”。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我们一直强调南北之间的差别或者中国人眼里也有西方这样一个观念。在提到压迫与被压迫，权威与反权威概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受压迫者一方也可能成为压迫别人的人。中国有一个对西方固定的观念，但是中国内部有没有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中国内部是不是也有西方、南方、北方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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