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诘苍:
提出一个关于策展人的正确性问题,我是比较怀疑这样的做法。刚才卢杰提到希望这届展览失败掉,我认为如果这一届的展览是在文献展上或者是在20年前的篷皮杜出现,这种失败反而是更有意义的。现在这些国际展览的策划人权利那么大,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展览失败了反而是有意思的,是划时代的。我们不能忽视某个展览原来的身份和地缘性。广州三年展如果失败就会很危险,因为现在坏的双年展太多了,我希望广州三年展这种新生力量要更有张力。事实上海外知道上海双年展的人要比知道广州三年展的人还多,可是广州三年展又比上海双年展更有意思。所以现在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是要和地缘结合起来讨论的。
高士明:
他说的做坏,也就是说做得有意思。
肖鲁: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想做坏的前提就是有一帮人非常想把展览做好。“89现代艺术大展”等于策展人失控了,控制不了展览的局面了,因为策展人不知道游戏规则,当时策展人很不专业,艺术家也不懂规则。在游戏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意外,它有一种特定的偶然性,如果把所有前提都设定好就不可能产生偶然性。你们这个展览有一个平台,能够让艺术家充分把自己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平台上互相尊重、互相给予一些空间,让艺术家把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至于做好做坏,有时候要有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卢杰:
刚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可能没谈,只谈了后殖民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提问演习,在座的艺术家谁的作品和后殖民有关系或者谁的作品和后殖民没有关系,我敢说在座的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和后殖民有关系,也可以说都没关系。这个语境的呈现是极其有意思的,谁的作品都能感觉到和后殖民有关系,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关系。我想挑战一下高士明,你这个“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欲望是理论上的水到渠成,还是一种策展策略。你把这样一个全球问题转换为局部问题,或者反过来把局部问题转化成全球问题,这个时候策展策略的可能性占多大。我的下一个疑问是,那种解读真的不好吗?其实那种解读里面中国的语境特点长期存在,就是在恢复的一个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是我被你殖民了怎么着,还不知道谁殖民谁呢,你给我定界,还不知道谁给谁定界。中国艺术家已经在考虑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理解的市场艺术,或者称为视觉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国在走一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
后殖民话语跟市场的关系,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们既是向后殖民说再见,又是再次拥抱,所以最后肯定会紊乱,肯定会很矛盾。无论三位策展人怎么解释“说再见”、“暧昧拥抱”、“花钱不花钱”等等这些问题,讨论是必须的,但不是本质。本质是既然会在这里发生,我们就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