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评文章《一场误会——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引起了一些朋友们的讨论,其中就有《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一书的责任编辑冀少峰先生的《事实胜于“雄”辩》一文。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在进入正题之前说来大家听听。有只狮子跟熊一起拉便便,结果狮子没有被熊的便便臭死,而熊却被狮子的便便臭死了,于是,有目击者云:狮屎(事实)胜于熊便(雄辩)啊。
我想说的是:事实只是客观存在,而雄辩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知识构造,它们相互依存,并无高低之分,并且虽然它们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独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冀先生用“事实胜于‘雄’辩”为题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鲁虹著作之“狮屎”胜于我的批评文章之“熊便”;其二是冀先生我应该用写出一部蒋氏《中国当代艺术史》这样的“狮屎”来胜我的批评文章之“熊便”。对于第一点读者自有判断,而第二点就显得有点不讲道理了,因为这涉及到批评的权力问题。在对别人的著作进行批评这样的“熊便”之前是不是要先拉出一部更好的著作这样的“狮屎”?那是不是所有没做过好艺术作品的批评家都应该在艺术家面前闭嘴?
冀先生对我的批评认为我的文章是在没有认真阅读原著的情况下展开的。除了天才谁能在没认真阅读原著、不认真思考的情况下展开批评?我真佩服冀先生的想象力。如果我的文章、观点是垃圾,我愿意肯求冀先生劳劳神本着教诲后学的精神有理有据的指出来,以帮助我进步。我在此先说谢谢了。
当然,冀先生让我佩服的不仅在此。冀先生竟然看出我的批评文章“带有‘文革’遗风——‘打棍子’、‘扣帽子’,用的也是假、大、空的唬人式的词语”,我就莫名其妙了,反复的审视自己的文章没找到一处“扣帽子”的嫌疑,至于“打棍子”,自认有点接近,但是难道冀先生竟没发现其实我是在抽该著作的筋?至于“假、大、空的唬人式的词语”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只能以小人之心猜想冀先生是不是把自己不理解的词语误以为是假、大、空的唬人式的词语了?冀先生是否需要我在文章中做个详细的关键词和术语解释呢?
冀先生影射我“渴望成功但又不愿下苦功夫,总期待着一夜成名,其卑劣手段即通过批比较火的人、批比较火的书等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完全是一种人身攻击了。什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时代可能也只有密谋叛国、奸淫掳掠等违法乱纪之事才够的上如此说法。何况,就算我蒋建军“渴望成功”想“通过批比较火的人、批比较火的书”来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又有何不可?写文章这么笨的手段很卑劣?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只要我对其中的问题说的有道理就行,如果没道理大家也可以批评我,让我出“臭名”嘛。
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该书所存在的名利场逻辑、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艺术评价标准、对作品的理解或阐释以及艺术史方法论等主要问题“有的放矢”地展开批评的。绝非“断章取义”之作。至于必要的离开原著是为了把问题展开的需要,我不是要写他的书评,而是对通过该书反映出来的一些普遍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艺术史写作方法本身,我只是客观的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深入。但并非说我不打算深入鲁虹涉及的艺术史方法问题。而且我的批评就是针对鲁虹的方法问题展开的。我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跟不求甚解有什么关系?这恰恰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我在对待学术问题上的实事求是。
关于道德问题,冀先生认为“作者首先强调如果从观念出发是可以借用所谓暴力方式的,其次反对为暴力的暴力,再次指出道德标准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并应遵守人类视为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我的观点不但是质疑“永恒的道德标准”的存在(永恒的道德标准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详细的论证指出用道德或别的任何立场来评价和要求艺术都是无效的,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定性,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对既有艺术样式和思路的突破。
在讨论精英与大众关系时,我批判了当前的一些反映论的、媚俗的创作和批评思路。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当前有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些创作只是涉及到表面的现象,其创作和批评套路跟红光亮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了什么本质的区别,并没有真正涉及问题的有力量的作品。遗憾的是一些批评家在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我进一步指出有历史责任感的精英应该避免媚俗,甚至要做造时世的英雄而不是时世造的英雄,这也应该是每一个非决定论者的态度。对于艺术和现实我们要手持能透视一切的照妖镜,而不是仅能成像的破铜镜。
关于在批评鲁虹时,不注明出处与页码,却并非断章取义、强加于人。主要是出于方便的考虑。不然的话几百个注释数字卡在里面是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的。注释的目的在于注明出处以便查找,对于作为批评对象的书,有兴趣的读者是自然会去认真阅读查找的。况且我除了引自该书的语句,其他都有注明,包括国内的以及鲁虹的访谈。对这个问题我在第一个注释就说明了,并非只是对一些来自西方大师的引文才注明出处。更没有什么“采用双重标准”。冀先生这样的遐想才确实很“令人费解”。
关于“70后”这个概念,该书中确实没有直接出现过,但其意思大致相当。并且,这也是当前一些批评家易犯的错,对这个问题展开批评也是必要的。恳请注意的是,我写该文的目的并非要批评鲁虹一人(我跟不但他无怨无仇,见了面我一样很尊敬他,即使在行文方面有可能过激了,我已经在结尾处加以说明了,如果我的言辞对鲁老师有得罪之处,我愿意再次表示歉意,但我的观点不变),我只是想通过批评他来引出一些目前比较普遍的问题。因此就把他跟朱其一起批评了,如果一定要把问题限制在对鲁虹的批评这个范围来看的话最多也就是有些离题而已,但我的观点不变。只怪我的战线拉的太长,太想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我收回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在这犯了一个错误,也并不影响我对该书批评的主要意思的完整性。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的文章本来就不是重要的问题。至于“严谨”,我只是希望大家都以此为理想,渴望严谨的我也会犯不严谨的错,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对鲁虹书里的主要问题提出批评,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其中问题展开讨论。但出乎意料的是冀先生对我的道德品质进行了一系列的猜测和批评:猜测我的动机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不能不让人失望。这样的为朋友鸣不平、甚至两肋插刀的义气是挺让人感动的,但这毕竟是学术场而不是江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