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双年展的多重博弈：看双年展的赞助情势, Story 2

　　而对于作为中介的公关公司来说，找不到具有足够商业价值的展览和找不到合适的回报点，这成为了中介的难点。回报点一般来源于商业活动或者媒体传达。商业活动的难点在于，小型艺术活动不适合中型以上商业活动的适应规模，而大型商业活动需要在较大资金量(一般大于10万)企业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就报批计划，然而与之匹配的大型艺术活动很少筹划超过6个月的时间，这个也在实践维度上决定了两者匹配的难度。而在媒体传达方面，一方面艺术类版面的定价低，而且当代艺术的媒体到达率更低，这就决定了赞助艺术活动的媒体回报不甚理想，即使针对高端客户的品牌，也不如直接在时尚媒体刊登广告来得有效。因而，在中国当前商业宣传的发展阶段和艺术活动举办本身的发展阶段，这两重维度综合左右下，赞助只能集中在一些小型的、短期的、小资金规模的赞助中。

　　第三层次，对于艺术基金会来说，基金会是当代艺术展览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强烈的目的性和个性化的交际缓冲区，往往会成为一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来源。

　　第四层次，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境外企业而言，他们不仅有赞助艺术品的传统，也可以享受诸多境外文化赞助的政策福利，对他们的母体市场而言，赞助的经济循环体系已经形成了，很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地域内，外资企业的内部生态环境中，完成自己的赞助回报成本需求，从而进一步追求其品牌附加值和其企业文化扩张策略。这点在外资金融机构上显得尤为明显。

　　以上所述对于当代艺术赞助市场的博弈状况已经趋于清晰，面对本土资金文化面的冷漠态度，当代艺术赞助体系更类似一种文化买办机制，为外资实体的营销渠道丰富附加值，为推广多重意义他者文化战略做铺路石。尤其是大型当代艺术活动，只能依托大型外资机构作为其发展野心的依托。

　　双年展发展的必经之路

　　自从2002年双年展外围展出现非意识形态内作品，这一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双年展项目得以侥幸维持，但政府对于其支持的谨慎度却大大提高。仅仅作为一种开放态度的需要维持基本费用，并未给予其满足发展的必要条件。

　　2004年、2006年的上海双年展，虽然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求赞助，但收效很不理想，有出于固定博弈格局的无奈，也有计划方面经验的缺乏。正如前面所说的，失去了政府的进一步支持，国有企业也失去了赞助的兴趣。双年展整体工作每年启动较晚，决定了不可能在大企业制定年度财务预算前商榷大额赞助事宜。在公关公司的聘请方面，虽然与公关公司有广泛的接触，但大公司的高额公关费用以及小公司过度的自我利益介入，使双年展在寻找中介过程中遇到困难，同时对于本身媒体价值的估算不利，导致双年展自我价值计算模糊，为中型资金的介入设置了风险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