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ld：你有没有参加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鲁：我没有去，在家照顾小孩。湖北的一些艺术家、批评家去了。
Artworld：当时你怎么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鲁：当时湖北处于边缘地带，但是因为有了《美术思潮》这本美术杂志，湖北成了全国美术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美术》杂志相对保守一些，所以很多青年艺术家、批评家都往武汉跑，比如朱青生、殷双喜、邹跃进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在“两刊一报”的推动下，《美术》杂志也变得非常开放，邵大箴先生在那里当主编、高名潞在那里当执行编辑，那时候是《美术》杂志的黄金时期。后来《美术思潮》办不过《美术》杂志了。邵大箴先生非常宽容，给了青年人很大空间，一些青年人，比如高名潞、唐庆年推动了《美术》杂志的发展。
Artworld：湖北作为“美术中心”有什么特色?
鲁：相当活跃，而且出现了一种现象：理论强于创作。
Artworld：除了美术批评以外，湖北的美术史研究也比较出色，这和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关系吗?
鲁：湖北的艺术史研究非常出色，这与阮璞教授有关。皮道坚、黄专都是他的研究生。
Artworld：黄专就专门提到，他当时颇多受益于美术史方面的学习。
鲁：他和严善錞去浙美找过范景中，当时范景中把贡布里希的一套著作翻译过来了，湖北的中青年批判家都得益于他的书。范景中的翻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Artworld：那时候有对“现代主义”的诉求。
鲁：对。当时中央强调“四个现代化”，艺术也讲“现代化”，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当时搞“传统”肯定是不好的，大家各取所需，简单得把西方当做“大传统”——首先要穿越这个“大传统”。所以没有80年代，不会有90年代。
Artworld：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后，湖北有没有受到了冲击?
鲁：各地都要清理。在此之前，《美术思潮》就被关掉了，后来《中国美术报》、湖南的《美术家》也被关掉了。彭德就被调到理论研究所去了，湖北5本杂志合并在一起，叫做《艺术与时代》。这本杂志很差劲，一个宣传部的副部长来主持工作，这个人是工农兵学员，“左”的不得了，我干得好痛苦。
Artworld：那做出了什么选择呢?
鲁：我想去湖北美术出版社，但是他们编制满了，他们说你有做杂志的经验，你先策划一个刊物吧!
Artworld：那时候正在检查各种带有前卫色彩的杂志。
鲁：当时还有两个杂志做得不错，一个是《江苏画刊》，是陈孝信在做;还有一个是《艺术广角》，杨荔在做，发表一些带有前卫倾向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个是台湾的《艺术潮流》，栗宪庭在做，属于地下刊物。我写了一个策划报告，大家讨论后同意了,《美术文献》也就诞生了，现在这个杂志还在办。
Artworld：你为什么想到做“文献”呢?
鲁：我翻《江苏画刊》，感觉有时候很一般,有时又突然会“好”一下，你会发现“好”的时候是在谈论一个问题。所以做《美术文献》的时候，每一期我就选择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包括六个艺术家，里面有文章，有简历，有对话。第一期我做的是油画，主题是“后写实绘画”。我写了发刊词，有6位批评家为艺术家写了推荐信。当时彭德和我一起搞，他搞的专题叫做“中国流”。他当时是主编，我是副主编。
Artworld：为什么要搞油画专题呢?
鲁：90年代早期，中国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并不冒尖。当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的作品都是油画。90年代应该是以当代油画的辉煌作为开端的。
Artworld：后来你去了深圳。那时候深圳是很有诱惑力的。
鲁：主要是出自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工资太低了。(笑)那时候深圳美术馆到湖北要人，我和当时的湖北美协主席唐小禾关系蛮好，他就推荐我，我也想多拿点工资。但是到了深圳很孤独，艺术家来得少，几乎没有朋友，这和湖北形成了鲜明对比。
Artworld：你具体做哪些工作呢?
鲁：我和老馆长的思路不太一样，他坚持苏联50年代的创作模式，我感觉很矛盾，就在外面做。写写文章，写写书，帮何香凝美术馆策划展览。何香凝美术馆第一届双年展就是孙振华、黄专和我策划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叫杨小彦，来深圳以后，他给我了很多帮助，我参加了《画廊》的编辑工作。该寻找当代符号，以反映现代人的感受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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