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鴻与他的《新点石斋画报》

刘大鴻与他的《新点石斋画报》

       2001到2003年間，温哥华FM96.1电台的主播梁彥女士邀请我合作一个每周一小时的节目，叫做「当代艺术风景线」。每到星期五晚上，我都和她在空中对談，向听众介绍当代艺术。一般老百姓的概念中认为当代艺术光怪陸離、晦涩难懂。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更容易被当代人理解。它叙述、表达、评论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自然也更贴近我们的脉博。

       大鴻的《新点石斋画报》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也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证明当代艺术一点也不玄妙。當我们欣赏他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作品時，就好像在翻阅报纸，或者上網漫游。大小報章的一則時事新闻，偶而会使我们的目光驻留。My Space或You Tube的某个趣景奇談，也许能让手下的鼠標止步。大鴻這一批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时间性、新闻性和大众性。它跨越了前卫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也跨越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界限。

       我认识大鴻已有二十多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我在那里教书。他在老师面前十分恭敬，办事也认真，所以被同学选为班长。但同时他又相当固执，从来不人云亦云，令那些总想学生听話的领导颇为头痛。我记得一年预读期满后，有人提出要大鴻停学。在老师中曾有过激烈的辩论，就是因为对他的为人和他的想法摸不透。八五新潮期间，大鴻和他的同班同学耿建翌、魏小林、魏光庆等的毕业作品比较标新立异，不守成规，成为学院内一場大辩论的焦点。后来《美术》杂志编辑唐庆年來找我们任課老师訪談，对此事件做了相当详细的专题报导，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注意。现在回顾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总会提到大鴻他们在浙江美术学院离经叛道的那場风波。

       「离经叛道」一般是用来形容背离正统的異端行为。其实大鴻的艺术並不能歸入这一類。他從早期的创作开始，就與其他走前卫路线的同代人大相径庭。他一直坚持平面绘画和写实技法的路子。创作题材也都取自周围的现实生活，而且内容先行，形式服从内容。如果從理论上来判断，他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循规蹈矩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教师，他在自己的教学中高举「为人民服务」、「艺术来自生活」、「百花齊放、百家争鸣」等革命文艺曾经用过的旗号，並不是故作姿态，或者刻意調侃。十五年來，他始终一贯地在教学实践中竭力推行這一路线，自己也身体力行。证明他可能比当年那些发明这些口号的人还要认真得多。與其说他「离经叛道」，还不如认同他自己所称的「潜心復旧」。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复旧派」。

       大鴻自己为這套《新点石斋画报》写道：「要谈中国的文艺某日可能复兴，首当其冲的便是要恢复一些东西，没有恢复就没有复兴的可能，只能是脆弱乏力的。」他说《新点石斋画报》「不仅是对传统的恢复，还是对自身完整的修行。在组织选题、图文表达、制作出版、广告展览、应对审查、研讨、传播等一系列操作中，逼使封闭在高校围墙中的儒生直接面对种种事变，努力解决，不断前行。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包括中国社会应该面对的根本问题，具体而实在。既不概念也不观念，却是意义所在。」我觉得大鴻对恢复這些传统人文价值的诉求，在随波逐流的时尚嘈音中，像是一声凄切而庄严的呐喊。

       一百二十年前，上海的马路上有一位孤独的行者。那时当然没有高像素的数码像机或高精度的录像设备，但他锐利的目光注视著市井繁华、浮生百态，一举一動、一草一石都尽收在眼底，给后代留下了十里洋场的历史珍贵一頁。他就是来自吳县的风俗画家吳友如。他主持的《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在其「序文」中说：画报要「取各馆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对《点石斋画报》的取材，中外学者有些不同的评论见识。我觉得李孝悌先生的说法概括得很好。他认为《点石斋画报》「用传统的框架来诠释现代事物，固然让现代事物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至少还引进了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