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但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力量、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都市地区,特别是一级都市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中国社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乡大移民,成千上万的原住民从乡村移往中小都市或大都市,以及形成中的都市区域。这个转化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人文及生态结构。中国主体文化乃是农耕文化,原乡村宗族形态解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过程中对儒释道文化的摧毁,以及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毫不怜惜的拆除,则意味着中国母体文化的凋零,破而不立其为特点,新的文化形态及价值标准体系尚未建构,信仰及道德危机随之而来。其次,前社会主义工业时期遗留下的产业重组迅速加剧失业与贫困人口,它们与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形成今天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其三,更为隐蔽的灰色地带,即社会上游阶层,运用权利资本与金钱资本制定游戏规则,异化社会制衡规律与良性竞争原则。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从现代性、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一路走来,不断刷新既定的空间格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与文化体系都被重新界定。既然当代艺术乃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形态中的视觉转换与图像呈现,中国新都市空间结构变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必将影响其思考及创作空间。都市化发展过程就是当代艺术社会空间的转化过程,随着都市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原有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对抗退居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前卫艺术时期、85新潮美术时期,当代艺术的批判对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结构空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被约化为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具体的冲突,即如何在与传统形态相异的环境以及竞争求存的社会中打造个人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画家村可称之为前艺术社群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它为期盼自由的灵魂推开一堵屏蔽的厚墙,其贡献在于:促使中国民间社群生存的实践空间得以诞生。自发的文化社群承认个体思想的尊严,也承认个人生存方式的异质性。这一阶段,艺术社群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状态。此时,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锋芒锐利,具有反思精神与实验状态,其话语系统保持自身独立而延续的学术脉络与评判标准。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当代艺术进入后艺术社群阶段,特征大致如下:一、当代艺术享有更多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自我的权利。艺术与个人、艺术与生活之间构成越来越密切的日常存在方式,形式各样的艺术社区不断涌现。二、商业、体制、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其中、试图重组中国当代艺术野地生长的生态系统。三、商业严重蚕食自然形成的艺术生态。《时尚置业》主编、地产观察家陈大阳对当前创意产业开发“一般规律”分析如下:“废旧厂房或偏远之地因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艺术家成为时尚先锋的代名词,翻翻身边的时尚、财经杂志,许多耳熟能详的艺术家是其座上客,当初的精神反叛者已成为城市时尚文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已日趋世俗化;其四、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地统一挂牌,统称为艺术创意产业园,并成立艺术管理委员会、艺术促进会对辖区内的艺术家进行日常管理,以促进当代艺术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势头。看来,当代艺术离官方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前面三点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空间与新都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将牵涉到艺术主体和生产消费互为工具化的问题。第四点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实质社群空间存在,这一冲突必然有聚焦的一天。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就是所谓当代艺术不再是当代艺术
由当代艺术引发出关于社会空间的思考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对社会空间的诉求,依然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与参与性民主。如果用趋向单一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后果将造成文化主体的均质化,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最终将沦为一纸空谈,而自由主义的基点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当代艺术的精神原点将何以支撑?当然,中国社会可以剔除这种以个性自由为支撑的精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