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构成了艺术生存的基本条件,艺术家必须依据政治的标准(经常以领导人的指示或美协的通知精神为标准)进行创作,画家们挖空心思的主要用意是想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政治主题上做艺术文章。从1942年算起,这样的艺术历史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以后,“指示”、“通知”的影响力渐渐式微,不过,体制本身没有变化,这样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在数量上,这种影响力涉及的范围继续宽广。直到今天,根据任务完成绘画的现象仍然存在着,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创作路线仍然可以得到资金、展览和声誉,尤其是可以构成“职称”、“提级”、“分房”以及其他个人收益的砝码。不过,将这样的艺术品放在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环境中给予评价,这样的“艺术”很难说具有任何文化意义,从历史的观点上看,继续根据政治“任务”完成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失去个人性敏感性自由性精神性创造性的废布烂铜,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须听凭“指示”和“通知”进行创作的时代。
今天,大多数人都承认一个基本常识的合法性,即,艺术家拥有按照自己的灵魂与愿望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力。这个基本常识的合法性是在70年代末期才逐渐被再次承认的——尽管对于很多人来说始终感到不习惯。收藏家和投资人购买了吴冠中的许多作品。事实上,虽然吴的画很“好看”,也有自己的特殊趣味,但是,这位值得尊敬的画家在当代艺术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他那几篇关于“形式美”与“抽象美”的文章。他向人们提醒:艺术应该是自由的。这种关于艺术创作的道理早在在20、30年代就存在着,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渐渐消失,直至50、60、70年代,艺术自由成为一种罪过,一种一旦出现就必须给予消灭的毒素。
80年代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开始生活与工作在旧的体制中,在物质匮乏的时期,在没有条件独自从事艺术的年月,艺术家们只能借助“公家”的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可是,新的思想与观念已经在与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滋长,要让那些敏感的艺术家继续像过去那样从事艺术创作已经非常困难,他们感受到了关于人的另外的问题,发现了精神的复杂性。被称之为“现代主义”的艺术不过是这种复杂性的表现而已。人的精神自由本来是天赋的,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人的自由,可是,特殊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将这样的天赋原则给扼杀了。直到80年代,中国艺术家可以坦率地表达这样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新一代艺术家才有了作为人的自信。30、4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学者的人生有一半有效的时间是在“指示”与“通知”的时代度过的,他们从青春时期开始接受单一观念模式的训导,直到1976年,他们已经进入人到四十的中年,他们对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放肆的自由态度多少有些嫉妒,他们年华虽有,但是观念似乎有些难以改变了,所以也才有他们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模棱两可,也才有他们对不同艺术之间的差异缺乏判断。无论如何,思想解放后的自由艺术观念构成了新艺术发展的基础,那些对历史缺乏理解的批评家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80年代“观念更新”的作用,而实际上,没有80年代的思想与观念的准备,90年代的艺术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