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论中国的当代艺术

　　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对外持续开放的激烈变化之中，中国当代艺术由此蕴含着巨大的创作能量。中国艺术家自1993年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来，在国际重要展事中频频亮相，已成为当今国际艺坛上一股值得重视的力量。

　　与之极不相适应的是，中国策展人、批评家、收藏者、艺术媒体和艺术机构，却并未真正进入国际艺术运转体制，即使偶有参予，也是作为次要角色或多元配料。所以，不管中国艺术家参加了多少次国际展览，也不管中国人在国内做了多少个双年展、邀请了多少国外艺术家参加，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只是西方策展人、批评家、收藏者、艺术媒体和艺术机构选择的对象。这样的国际接轨，固然也有利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革开放，并给中国艺术家带来了作品交流与增值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它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和后殖民文化心态。并且，由于他者选择的有限性，更加上国际交往的国家体制化，掩盖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随着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坛上的出场，越来越成为国家形象的宣传阵地和艺术官僚的荣誉产品。

　　在此共谋之中，中国当代艺术不缺乏品种也不缺乏样式，唯一缺少的是思想——具有中国语境和问题针对性并从中呈现出中国思维智慧的批评思想。而没有自由的批判性的和学术性的批评思想，就没有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准确阐释与深刻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没有具有方向感和历史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国批评的失声使中国艺术成了任人挑选、也任人打扮的国际哑吧。

　　1993年就在阿克力·伯力托·奥力瓦(Achille Bonitto Oliva)以“东方漫步”的名义，邀请14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奥力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为什么“不是”?就是因为奥力瓦的挑选未能触及中国人生存的真正困境：与行政权利结合的市场经济正日益扩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均平思想体系上的精神支柱。而面对新旧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中国应该如何寻求当代文化复兴的立足点?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差异而成为当代艺术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追寻。在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中，资本持有者仍然并不公平地占有集体创造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而在中国，资本不仅包括金钱资本而且包括权利资本。我想奥力瓦所提倡的“文化游牧主义”，不是文化旅游，不是来自草原的牧人赶着羊群从巴黎或纽约的街头走过，而是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创造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共享。这里没有超地域的所谓国际化，就象奥力瓦在国际艺坛推出的“超前卫艺术”，首先是从意大利的地域性出发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只有在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时，才是具体存在的、有真实意义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