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体制尚需改变、市场机制尚需健全的情况下,中国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表现之于艺术,乃是回避社会苦难,拒绝历史记忆,放弃对于边缘、底层和野地的人文关怀,在自我迷恋中寻找专利图式,以适应海内外艺术市场和媒体传播的需要。这种状况应该引起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警醒。其实,中国当代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其历史情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我们同时面对现代主义的个性问题、形式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身份问题,但前现代的启蒙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国家体制对当代艺术即前卫艺术的收编,无非是以个人利益为诱饵,让前卫艺术放弃批判立场而成为既成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附庸。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帮机会主义批评家抵毁中国前卫艺术的理由,竟然是西方后现代学者对于现代性普遍原则的批判。但事实上,福柯、利奥塔等人在反省启蒙主义平等意识时,从来没有否定现代性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个体自由优先权和相应法治是建立合理社会与开创民族新文化的前提。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隐性的专制主义,即知识权利、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的操控。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前卫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就是对个体价值的坚持。
起码有四个理由可以为个体价值辩护:一是个人在身体、生理、心理诸方面的先天差别;二是个人的独特成长经历造就了素质、禀性、思维等等的不同;三、尽管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你可能是男性、城市人、富裕阶层、大学毕业生、移民、异性恋、教师、多血质、B型血、胖子、足球爱好者等等,但这些群体性相互交叉集于一身,却是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还有这些特殊性的个别表现形式以及受时间、地点、条件、语境和上下文关系影响而产生的偶然性等等;四、精神的生长、发展、充实、深化和升华,在每个人那里有不同的过程、期待和需求。
艺术于人的意义首先是建立在个体价值基础之上的。
在对个体意识和个体价值的讨论中,地域性及其文化传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然就不会有法国艺术和德国艺术等等的区别。西班牙血统的毕加索在法国成为国际画家,如果不研究西班牙和法国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艺术传统,就不会有对毕加索艺术的深刻认识。同理,中国艺术家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弃绝根性,也不能为了当代性而放弃历史,特别是作为个体的身体、生理、心理、精神、思想乃至于艺术生长的历史。而这一切不可能离开你与生俱来并伴随终生的地域性。个体性——地域性——国际性,正是我们讨论当代艺术的不同层次,地域性乃是国际性的具体化和个体性的深度化。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个体意识的强调,不仅针对国内的集权体制,而且针对国际的集权体制;不仅是普遍性的,而且是差异性的。所以,中国前卫艺术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并不因后现代语境的出现而彻底改变。这种追求在今天正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在进入国际艺术体制运转时,必须警惕来自功利诱惑的他者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在官方接纳前卫艺术时,必须警惕同样来自功利诱惑的体制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