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傅抱石作品“并记”款识

       傅抱石先生绘画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绘画外，书法、篆刻、美术史论教育与研究等，都卓尔拔群。其综合的艺术成就对绘画的各个环节，如构图、意境、技法、墨色、纸笔均苦心经营;画后的款题、钤印，都饱养学识、运用自如，以求诗文书画印的完美统一。傅抱石先生胎息于我国款题艺术的优秀传统，诠释画境、抒发胸襟。对古代的传统形式变而化之，不拘一法、灵活变通。其款题基本分款、题两部分，有画名、题记、款、印等几个艺术元素。可单落名款，亦有款题皆全。具体到每幅画作上，款题的组合形式也因画面内容而异，各有不同。常见有大段的散记、有题上自己考定美术史著、美术史实的心得和成果、有在少部分画作上记事遣怀、有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还题有对纸笔墨等杂评等。

傅抱石相当多的画作中落的款比较长，力求古雅变化，内容往往包括姓名、创作时间、创作地点、籍贯、斋名等。款的作用同印章一样，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书上名款，表明此书画为本人所作，以取信于人，对作品负责。这些书写文字，亦是鉴定书画真伪是非的依据之一。但，款印、题跋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第二位的，而书画作品本身才是第一位的。比如就落款而言，傅抱石也有部分作品题有穷款;有的落“抱石写”、“抱石东川写”、“抱石记”、“傅抱石并记”等穷款，有的索性不落一字一印。如果不明无题有款的就里，仅见作品单有个“傅抱石并记”而困惑，判定作品的真伪，恐有失公允。

一般来说，画家亦非钢铁所铸，皆有因时间仓促、精力耗损、意兴阑珊之时。连加求画人多，落个名款不再长题，应付一下，并不为少见。此外“款”是写在“题”后面的文字，字体要求比“题”略小，如果张张作品上既要阐发画意、抒情言志，同时还要考虑增强画的形式美，顾盼映带，确实有点勉强。并且傅抱石先生的那些意由画显作品，一般画幅都不大。或扇面，或册页，或镜片，多精致而有神采，本无须多题。此外一些本就属画家及家属自藏，不欲示人的作品，以穷款入柜收藏也属正常。

查傅抱石先生许多作品，不少有“并记”款识的。如1935年，在日本书《节临魏碑》，“年余不作魏书，偶一为之，弥觉生硬，吾思古人，甲戌冬月岁莫，新喻傅抱石并记”; 再如1942年2月画《拔颖众山响》“壬午立春 病中写此 越日览南田集 复录此诗 抱石并记”。一书一画，在不同时间的作品题款上，都以记事遣怀为题记，再加名款抱石并记。这里若按“并”的字意，似乎“并记”可以理解成不是款题加作品，就是题与款的二者兼合之意。

但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写TATRYA山最高峰，傅抱石记”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写玛尔丁附近古代城堡。傅抱石并记”从落款结构上看，都具有“时间+写地点+傅抱石”几个基本元素，惟独一个差异是“记”，一个是“并记”。按汉字对“并”的解释，有并且、兼合之意。但两画的落款，除画面的内容差别之外，确实无二可并。南京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傅抱石先生一幅《杜甫诗意》款识：“傅抱石写于金陵并记”，被编集进傅二石先生特别审校的《傅抱石大典》中。这种以穷款为题的作品，大多是由早年的记忆在心，日后重复创作常用“写”来表达的作品。此类落“写”款的作品，事实上就是傅抱石先生的记忆和绘画技法的完美结合。由此，我们似乎能寻出一个由“记忆”到“写”再和“并记”或“记”款识相结合的某种关联的结构关系。


傅抱石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大画家，他对“写”有着很高的境界。“提倡目观心记，多观察，细思考，勤动手”。“记”就是静观默识，在看的过程中把好的景色与结构记在心中。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不难发现有许多凭着记忆重复着的同一题材创作。如江苏画家张尔宾先生的回忆，“(张尔宾)一直得到傅师母及大哥(小石)、二哥(二石)的关照，有幸看到了不少(傅)家藏傅抱石先生精品原作和更难得见到的傅先生的开笔和“半成品”的作品，如同“课徒画稿。”此便为一可信例证。

汉语大字典对“记”的注释除记忆、记录外，还有印章，钤记之意。如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上：“熙宁间，诏铸诸路走马承受朱记，给之，拘收元给奉使印。” 以及另有表记，标志之意。如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改动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在傅抱石民国壬午五月五画《石涛上人像》上，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沈尹默为该画题记，也用了“并记”款，“上人姓朱氏······画语录一篇今存。抱石此帧盖本明遗民丁元功顺治丁酉所写苦瓜和尚象。无发，松梅蔽绕，构境甚幽，抱石近年研究苦瓜极勤，不惟于其能亲切如此也，即录所撰小传归之，沈尹默并记印：尹默”。明确寓示着这里的“并记”不是世人认为的画家本人绘画再加画家本人题记的兼合之意。

傅抱石先生饱读史书，娴熟汉字的各种遣词造句释意，对历代款识的运用，如宋代绘画始有少量款题，元明清款题得以长足发展等史实，了然于心。故傅抱石先生在使用“记”款时，除采用记忆、记录等意思外，尚采用“印章和标记”之意，是可以确认的。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上述傅抱石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间出国写东欧风景时，分别用的“记”和“并记”实为画押取信之意。整个画面落款可以解读成“(东欧写生)+傅抱石签印画押”。纵观傅抱石先生目前流传的一千多幅作品，有无款无印的，也有无款有印的，惟独没有一张有“记”或“并记”款识，而无钤印的作品，其道理也就在其中。

上个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年年政治运动，使许多知识分子都胆战心惊、余悸未消，讲话都格外小心。画家们在此阶段的艺术个性发挥，逐镜泊飞泉步被要求适应社会风尚和政治气候的“命题创作”所限制。傅抱石先生在此期间也接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建议，紧跟政治形势开始创作了毛主席诗意画，但精神压力太大，连傅抱石自己也认为这些画没有一幅是让人满意的。他人生的最后九年，傅抱石的笔墨风格较前有显著的不同变化，全国的23000里5次旅游写生，使他减少了许多作品上的主观想象臆造，主观内省的深度与浓郁的诗情相对淡薄了。面对真景写实、技法更多样变化。从留世作品观察，这段时期大凡由记忆重复创作而写的许多古代传统题材，如来自古代诗歌词赋楚辞、唐诗、宋词等作品，傅抱石皆以一种探索出的程式化人物组合、摆布造型图式，举一反三，在多幅作品中加以复制。这种程式化图式记忆重复创作下的人物造型，高古超然、气质安逸清雅，营造出一种旷达疏远、清新古雅的文化精神世界。在落款上，因此也就常以短句少题带“并记”等固定形式出现，而且近似穷款的作品也多了起来。这些固然跟他这段时期的绘画不是简单地重复诗歌、图解诗意，而画作无须再题诗，其意已由画显有关。尽管如此，总也不能排除解放后受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画家以少说话、谨慎做事、做人为原则不无关系。这也许能算得上傅抱石先生“并记”类穷款的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作品印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