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经济、政治、文化，一度陷入衰蔽。南宋画院随南宋灭亡而瓦解，而画家们的心态已今非昔比。起初，士大夫文人大多采取了与统治集团不合作的态度，以遁世求高洁，“览时多评论，白眼视俗物”（倪瓒）。文人画的发达，是其时代的特征。文人画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士人以寄情山水花鸟来表达忧愤与抗议。所推崇之“超逸”、“古意”、“士气”，表现了画风向内心沉潜的深刻。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近迂游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矣乎，讵(ju)可责寺人（太监）以不髯（胡须）也！”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吴镇认为：“画事为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而不是为皇家之画奴，政治之太监。绘画的目的在于抒发主观意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的自觉，人性的觉醒，观念的进步。
江浙一带是文人画创作的活跃地区，因为那里远离元朝统治中心，反动统治可以强化到令人窒息，但无法强化到心灵与思想，尤其是士人的思想。代表作家元初有钱选、赵孟頫，高克恭，元代后期有黄公望、王蒙、倪赞、吴镇、柯九思、王冕等人，多集中于这一带。
元代文人画以山水花卉为主流，初期北方的李衎、高克恭、江南钱选及赵孟頫等有较大影响。一些怀念宋代的文人如郑思肖、龚开等每每利用绘画寄托感伤与哀怨。元代中、后期文人画家多集中于江浙一带，如黄公望、吴镇、曹知白、朱德润、倪瓒、王蒙、王冕、赵原等人，不少作品中明显地表露了出世隐逸的无奈情绪。
元代的水墨写意画风格别致，特点是将书法归结于画法。提出“书画同源”说，钱选与赵孟頫为湖州地区著名文人。钱选提倡“士气”，赵孟頫早年曾向其请教画学，钱选即以“隶体耳”作答，并说：“画史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揭示了文人画与画匠的区别。赵孟頫后来即在《秀石疏竹图》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也总结出：“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都在强调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的主张，强调绘画与书法的关系。
其实，“书画同源”，其一在强调文人画家作画，要发挥不同于画工的优势，将写书法的功力、运笔，“不重形质，惟观神采”的美学思想，运用在绘画上。其二是说，在源头上，书与画同样用线条造型、象形，同样注重用笔运墨，讲究骨法，讲究神采，讲究气韵，讲究生动，成功的运用笔墨，在传统绘画塑造形象表达情感上可以加强艺术感染力。如此，文人画家的文学修养，诗、书、画的结合，使得中国绘画向着文学意味、诗化境界，追求意境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东方特色，在绘画领域阐扬了传统的美学思想，并且出色地表现在元代的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变化与发展上。这是元人的贡献。
元代的山水画家除了成就最著的“元四家”外，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也涉足山水画领域。花鸟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各有成就。以画梅竹著称者有赵孟頫的夫人管仲姬、吴镇、李衎、柯九思、杨维翰、王冕、陈立善等。
钱选，（约1239—1299年以后）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人，与赵孟頫等被称为吴兴八俊。南宋末年（景定年间）中进士，入元后不做官，以诗画终其身。擅画人物、花卉及山水。其自题《金碧山水》卷时所透露的心情，在同代画家里有着普遍性：“烟云出没有无间，半在虚空半在山。我亦闲中消日月，幽林深处听潺湲。”其与花鸟画曾师法赵昌，又自有变法，画风清丽，生意浮动，而富装饰味，多表现田园隐居等情趣，如《柴桑翁像》、《秋瓜图》、《山居图》、《浮玉山居图》等山水画。后因为手颤，以及对付诸多仿造者，改作水墨写意花卉。明代鲁王朱檀墓随葬有钱选《白莲图》，钱选题跋言：“余改号……盖赝本甚多，因出新意。”云云。图中表现的清香伴月色的莲花，展现了画风由干丽向清丽转换。《秋芳鸟语图》、《八花图》、《丛菊图》等，多以水墨画就。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浮玉山居图》，绘其隐居（浙江胡州）之境，意趣昂然。墨山翠树，系水墨与青绿结合的杰作。自题“下有幽栖人，啸歌乐经年。”明清以来题跋、著录多多，鉴藏印数百万，甚为罕见。赵孟頫题：“玉湖流水清切闲，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过尽暮天碧，惟有白云时往还。”其画境冲淡静穆，寓巧于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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