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访谈录：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 Story 5

　　记者：《论摄影》中一些最不祥的预言，都应验了。例如，摄影——在数码技术的最新化身中——确确实实战胜了艺术。电视、好莱坞和资讯娱乐业俨然垄断一切，其中一个结果是造成你所谓的“电影的枯朽”——电影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戈达尔最近说，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桑塔格：他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几个理由，包括分销系统的崩溃。我得等待8年才看到艾伦·雷奈的《吸烟/不准吸烟》，我刚在林肯中心看的。这是雷奈在1990年代初期拍的电影，但过去10年内他的电影没有一部在这里放映。我们在纽约可选择的东西愈来愈少了，而这是一个被视为看电影的好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容忍那些小制式(指录像带、DVD等)——我碰巧不习惯微缩影像——你不但可以看到整个电影史，还可以一看再看。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例如，大家对(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在这个愈来愈犬儒的世界，他镜头下的人物都很纯洁、认真。由此看来，我不觉得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记者：有人说，在你两组小说之间的漫长空隙期间，你把写小说的冲动转向电影制作。(桑塔格的电影作品包括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

　　桑塔格：也许是吧。但我的创作并不遵从一个工业模式。我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一本书后立即着手另一本。我要写必要的书。

　　记者：你是不是曾计划把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客》改编为电影?

　　桑塔格：是的。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西蒙娜·德波娃那里获得版权，并找到小笔资金来拍摄。但是半途中突然对那电影剧本或那电影或那题材失去信心。我没有信心可以拍得够好。

　　记者：你是不是已经跟拍电影说再见了?

　　桑塔格：我热爱电影。我一生中有很多时期每天都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看两部。布勒松和戈达尔，还有西贝尔贝格，最近则有索库罗夫，这些导演对我都极其重要。尚塔尔·阿克曼的《尚娜·迪尔曼》、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法斯宾德的《有十三个月亮的一年》、《美国士兵》、《彼特拉·冯·康德之苦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安格普洛哲思的《流浪艺人》、艾伦·雷奈的《梅洛》、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克莱尔·德尼的《美丽的工作》(《军中禁恋》)……我从这些电影学到很多东西。不，我没有说过要跟拍电影说再见。我没有兴趣改编自己的小说，但有兴趣写原创剧本。是的，我还想拍更多电影。

　　我被反美帝的斗争吸引

　　记者：你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悲叹“启蒙时代的价值所体现的世界主义道德和政治标准在过去一代人中普遍下降”。我想，这篇文章，加上你1984年那篇《模范异国》，可谓击中我们这个后冷战和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困境的要害。如你所言，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治因为坐享其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利可图的务实经济关系”的关注而“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桑塔格：必须声明，那不是我写的。我的一次即席发言被录了音，转成文字，被《纽约书评》拿去了。几天后，我首次听说我的发言将被发表。《纽约书评》打电话来说，他们要派信差把文章的校样送给我。(笑)

　　你知道，我不是相对主义者。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听说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学不同。一代代的汉学家，包括费正清，都宣称在涉及亚洲的问题时，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是不相干的，或者不适用的，因为这些标准源自欧洲新教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个人，而亚洲文化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但这态度是有害的，其精神是殖民主义的。此类标准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传统社会，也包括欧洲的传统社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按其定义并不是传统世界的现代世界，你就想要这些自由。每个人都要这些公民社会的成就。而把这点解释给来自富裕国家、以为这些自由只属“我们”的权贵阶级听，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是被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吸引。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使我不能自拔。即使到今天，美国人都还在谈论五万六千名战死越南的美国士兵。这是个大数目。但是，有三百万越南士兵和无数平民百姓死了。而越南的生态环境被严重毁坏。扔在越南的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扔的炸弹总数还多，与朝鲜战争中投的一样多。美国进入这些国家时，其军备悬殊的程度是惊人的。就拿在伊拉克的战争来说吧。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美国人还扔凝固汽油炸弹和轰炸撤往北方的赤脚伊拉克士兵。这些事情使我沮丧绝望。我们必须记住，1963年至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伐洛克——那是一个引起我们很多人思考的时期。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越战运动出现之前，我已参与反越战运动。越战才刚刚开始。我和一位前绿色贝雷帽(译注：指美国特种部队成员)一同在加州巡回演说。我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1960年代中期，我碰到来自苏联的人，他们确实说过，事情真的比以前好多了，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接着，1968年8月，一切梦想都幻灭了。因此，没错，可以说，在1963年至1968年，我愿意相信反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发展另一种合乎人道的政治，不同于以前殖民地的状况……结果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我关注世事的一生中，这5年似乎并不太长，不算犯错误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