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詹明信是试图把后现代主义这个类别变得更有意义的主要学者。但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仍无法使我信服,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不觉得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甚至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理念。如果他在乎文学,就不会连篇累牍地援引诺曼·梅勒。当你援引小说片断来说明你的理念,你就在含蓄地建议人们去读这些书。我想,要么詹明信不知道梅勒并不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要么是他不在乎。另一个例子是,詹明信为了找例子来阐述他的理念,竟然把梵高与沃霍尔相提并论。看到这些现象,我只好下车告别。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即是说,把一切等同起来——是消费时代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便于令人囤积、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理念。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
记者:在你把自己变成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过程中,你似乎接通了新的能源来撰写《火山情人》和《在美国》。我想,很多人会形容这两部小说是后现代小说。
桑塔格:虽然我写了两部以往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我并不把它们称为历史小说。即是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某个特定的类型内写作,像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或哥特式(恐怖)小说。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这些小说只能写于二十世纪末,而不是其他时代。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我不觉得可以纳入任何重返常规或具象绘画的流派。也许,应把这些小说视为有关旅行的书、有关人在异乡的书:《火山情人》写的是在意大利的英国人;《在美国》写的是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我目前正着手的小说,写的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在法国的日本人。不过,我并不是试图发展一套公式,而是试图拓展自己。
《在美国》
关心历史就不太会关心政治
记者:你是否觉得你近期的小说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一些叙事元素,例如“角色”?角色只是约定俗成的项目吗?
桑塔格:我不敢肯定“角色”是常规的项目而已。但我总是由人物开始,就连《恩主》和《死亡装备》也是如此。《恩主》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笑)《死亡装备》写的是一个自杀的男子。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
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