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是如何为文人画辩护的, Story 2

      对于文人画，其艺术创作的主体必须具备精深的书法造诣和文学修养。可以说，书法与文学之于文人画是同等至关重要的。陈师曾着重强调了书法在文人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画法与书法是相通的，懂书法的人一般都会画画，古往今来书画兼长者，画中的笔法皆来自其书法，比如宋龚、陆探微、赵子昂、钱舜举、柯九思等都有类似的言论和创作实践。如他所言，“可见文人画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书法于画法，使画中更觉不简单”。

      然而，这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文人画因为强调艺术创作的主体必须具备精深的书法造诣和文学修养，所以从一诞生就有精英倾向，所以致使陈师曾所谓的“庸众”难解其意味。陈师曾就此种事实表示理解，“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以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呜呼！喜工整而恶荒率，喜华丽而恶质朴，喜软美而恶瘦硬，喜细致而恶简浑，喜浓缛而恶雅澹，此常人之情也”。但是他自己的观点、立场、认知是十分明确、肯定的，“艺术之胜境，岂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纤弱为娟秀，以粗犷为苍浑，以板滞为沉厚，以浅薄为淡远，又比比皆是也。舍气韵骨法而不求，而斤斤于此者，故不达乎文人画之旨耳”。他认为，欲求文人画之普及，着眼点应在“庸众”审美素养的提升，而非文人（画家）“卑其格”以“曲求全”。他对此写道，“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乐。不求其本而求其末，则文人画终流于工匠之一途，而文人之特质扫地矣”。

      陈师曾作为既深深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的新知识分子之一，其在对文人画的辩护中最重要的是重构了古代文人的品格，他所重构起来的古代文人的品格与新知识分子的激进革命意识能形成历史性呼应。处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人格放到最高价值的位置上，而具备宏厚文化、敏锐精神的文人更甚。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文士的隐逸从本质上说既是一种人生策略，也更是一种人格追求，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而陈师曾所重构的文人画的要素其实都倾向于对新文人、新知识分子人格的打造。像他认为的，“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境界。

      陈师曾在绘画、篆刻、书法、诗文方面造诣颇高，是清末民国初最具文人气质的画家之一。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1917-1923年的一次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可以说革命的硝烟燃遍了文化、艺术领域。在这种激进的文化、艺术革命浪潮之下，大多数人恨不得将传统文化、艺术推倒重来，“文人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核心部分，亦难逃革命者的批判、攻击。陈师曾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文人画家的身份为文人画进行辩护的。他的辩护不是出于情绪的反对，而是从学理出发对文人画展开新的研究。陈师曾在辩护中既对世俗流见展开了有力的批评，又表达了自己对文人画的独到见解，其文人画观对后世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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