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是如何为文人画辩护的

陈师曾是如何为文人画辩护的

      19世纪法国美学家丹纳（H*Taine)说出了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道理，即思想和技艺的不可割舍性。他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一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是一个供乐的艺人。”陈师曾的文人画观与此类似，“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文人画”正是画家的身份从“工匠”、“艺人”到“哲学家”晋升的体现物。

      “文人画”的概念是苏轼提出的，最早见于他的《跋汉杰画山》中。而最早使用文人画一词的人是元代的汤厚，他说：“王右丞胸次洒落，文人之画自其始。”狭义的文人画又可称之为“士人画”，即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创作的绘画。依照陈师曾的论述，文人画由来已久，从汉代就有了文人画。他认为汉代的蔡邕、张衡，六朝的宗炳、王微、王廙、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王维、张洽、王宰、郑虔，宋代的欧阳永叔、梅圣俞、苏东坡、黄山谷、司马君实、王介甫、朱考亭、华光和尚、文与可，元代的赵子昂、倪云林，清代的四王、吴历、恽寿平，等等皆为文人画家。

      显然，文人画是一股文艺思潮——是由文人士大夫最初倡导，而后波及整个绘画领域乃至文艺领域的文艺思潮，其与当时流行的民间绘画、宫廷绘画相对。将“文人画”与民间绘画、宫廷绘画比较，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正值革新、西化之风，文人画成为“国粹”（国粹在那时便是腐朽没落的东西的指称，像鲁迅的很多杂文中就对此有过多次影射）之一，成为革新派、西化派攻击的对象。而陈师曾为文人画辩护的文章正是出于新文化运动之时。由此可见陈师曾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价值的坚信。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开篇写道：“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这一定义中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文人之性质”、“文人之趣味”、“文人之感想”。“文人之性质”和“文人之趣味”在“画中”，“文人之感想”在“画外”。何谓文人之性质、文人之趣味、文人之感想？陈师曾对此都有独到的见解。

      文人之性质，除作画的主体必须是“文人”外，更重要的是“文人之思想”。如他所言，“虽关于艺术之观念浅深不同，而多少必含有文人之思想”。如果承认文人有别于非文人，那文人之趣味自然与非文人有所不同。陈师曾就此区分出了两类人：“文人”和“庸众”。他认为文人的个性优美、感想高尚，“其平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淡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这里事实上指出了文人画的若干重要特性：主观表现性、超功利性、精英性。而画外的文人之感想正好印证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工夫在画外”。而他提出的“文人之感想”这一关键词是为了强调文人画创作主体在文辞诗赋方面的造诣，“文辞诗赋之材料，无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目所接触之物而已。其所感想，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变迁而已”。在陈师曾看来，文人画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创作主体以“发挥其性灵与感想”为宗旨。

      一般人认为，文人画是文人所创作的画，文人因为不是科班出生而在绘画技艺上有所欠缺，所以他们往往会以画外之物弥补绘画技艺的欠缺，“世俗之所谓文人画，以为艺术不甚考究，形体不正确，失画家之规矩，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为美；专家视为野孤禅，流俗从而非笑，文人画遂不能见赏于人”。陈师曾驳斥了这种看法，“文人画之不见赏流俗，正可见其格调之高耳”。他认为，“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力娇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玩之品格”。他在论述中引用了苏轼“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点，认为“所谓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专注于形似，如画工之钩心斗角，惟形之似求耳”。陈师曾坚信，文人画的不求形似正是其进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