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几家对我法与他法、今法与古法的辩证关系,都能持有冷静而科学的态度。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道路上,他们殊途同归。“各有灵苗各自探”,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写生,上述各家仍表现出某种共性,即重程式,重提炼,重意趣。他们不与照相机争功劳,也主动与西方风景画、人物画拉开距离,力图在“似与不似之间”抒写主观感受。另外,他们或多或少都继承了以书入画的传统,在走笔运墨的过程中营造意象,在强化对象特征的前提下,强调笔墨的独立美感。
重读20世纪国画大家的写生稿,对今天的创作无疑仍有启发意义。写生,不仅是搜集素材的途径,更是画家与自然造化“对话”的过程,是将“物”与“我”融合为一,实现人类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相沟通的方式。作画,要先体会自然,这样才能表现自然。凭借面对自然所散发的感受而对景物进行撷取,用自身的情感以审美观念去领悟自然,借助那些与自然精神相适应的种种因素,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舍取、概括、提炼、组织,于胸中形成能传神达意的形象,并将其转化成画面,这才是写生的目的所在。诚如黄宾虹先生所说的那样:“对景作画要懂得‘舍’字,追写状物,要懂得‘取’字。”中国画虽然也强调另辟蹊径,不囿成法,但其前提都是以守住传统文脉为基础的。中国画的文脉,或称之为传统精髓,一旦形成,就会以某种规范长期保留下来,并且会作为一种相当稳固的审美标准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规定、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扩展题材的同时,仍要时时回头审视传统,因为,艺术史每向前发展一步,往往都伴随着向后十步乃至百步的溯本求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