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关外走了一圈,黄江很快瞄上了南岭村边上的“大粪村”——特区的滚滚商战,还未波及于此,村民种田为生,贫穷落后。每月只要1000元,就能租下两层楼高的大工场。
黄江偷着乐。1989年,他又带着26名爱徒,再度迁移阵地,安营“大粪村”。因为成本低,“薄利多销”的黄江,生意好得不得了。有时客户一个订单,就是10多万张画,一天能进账几十万元。而黄江给弟子们开的工钱,那也是典型的“特区高薪”。他将他们分为“师傅级”、“画师级”、“学徒级”。师傅月薪可达4000多元,普通学徒也有1000元。
看着红火的油画加工出口生意,村民们开始“羡慕眼红”了。不少人让自己的小孩都别耕田了,学画去。于是,那会黄江的画工队伍,最多时将近200人。他用当时普遍的“特区加工模式”——“流水线工序”,每个月可制造出至少10万幅油画。
不到一年时间,黄江就把香港、韩国、欧美、南非等采购商,吸引到了“大粪村”。这个死寂了多年的贫困村落,一如深圳,近乎一夜间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充满艺术气息的小画室渐渐林立,小资情调慢慢浮现。
村民们给它改了个名,叫“大芬村”。
“弱冠之年”挑战·浮躁
市场无序竞争激烈 大芬村乱战中蜕变
上世纪90年代,哪门买卖好做,商家就一窝蜂扎堆哪门的现象,在深圳尤其突出。而这种因市场无序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父子反目”、“徒夺师利”故事出现了,且愈演愈烈。大芬村在所难免。
油画加工出口做久了,很多事也公开半公开。到了1995年左右,黄江的很多亲密弟子,慢慢成长起来,耳濡目染之余都学会了这一套商业流程。当时,特区人在奋发进取的同时,心态上也开始浮躁。有些徒弟因帮黄江完成大订单而“自立门户”;有些翅膀硬了要“单飞”;有些干脆“复制”老师方式,开画廊做起海外生意……
店多成市。很快,几千名画家、画工聚向大芬村,画廊裂变出600多家。“分羹的太多了,可客户就那几个,大家都在争夺。以前的徒弟还给点面子,有些外来的手段很厉害,压价是很平常的……”虽然还是大芬村的“当家人”,还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但在商言商,果真做起生意来,他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独大”了。
公司人少了,订单少了,赚钱少了,黄江整天仍还是乐呵呵的。因为这个时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大芬村已成了全球最大的油画产销基地。“市场经济下,谁都没可能垄断做大。我个人的生意缩水了,但正因为有了这帮年轻人敢闯敢做,整个大芬村的出口贸易才能做大做好,做成规模,做出名堂来,这不是一件好事么?”